现在的重卡市场，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从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的转折期。这一时期，也是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力，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是由国家经济的大环境和重卡行业的小环境共同推动的。要想要在竞争中取胜，不被行业淘汰，就要看清当前的经济形势，采取正确的生产和销售策略。本系列报道，主要分析当年的宏观经济形势特点、国家将要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重卡行业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首先要说的就是，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通货膨胀。正如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的，今年国家宏观调控要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到首要位置。今年国家所有宏观调控政策的松与紧，都是围绕通货膨胀率的高与低来展开的。

　　控制通货膨胀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控制通货膨胀如同在刀锋上行走。控制不好，通货膨胀加剧，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这是当局最不能容忍的）；如果控制的太狠了，则可能刺破资产价格（包括房地产）泡沫，最后导致类似1989年日本、2008年美国那样的经济危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通货膨胀都是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因此各国政府也都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任务。现在动荡的国际局势，就与某些国家的高通货膨胀率紧密相关。更何况，中国还有大量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通货膨胀对于贫困阶层影响最大，也最容易导致这个社会阶层的不稳定。

　　今年2月，我国CPI同比达到4.9%，已经接近温和型通膨膨胀的下限的5%。1989年我国发生的社会动荡就与1988年开始的高通货膨胀紧密相关，而现在的经济形势和1989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1984-1985年曾出现过通货膨胀，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社会总需求过旺，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导致经济过热。1986年国家为了抑制通胀，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管理等一系列措施。遗憾的是，这次宏观调控，在经济下滑、企业喊苦的情况下停止了，进而导致了1988年到1989年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伴随着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随后，国家对经济进行急刹车，进而导致了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上半年的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

　　同样，我国在2006年、2007年同样出现了因投资过多导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2008年进行的宏观调控开始后不久，就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立即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货币政策变得极度宽松，在3个半月的时间里连续5次下调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从4.14%一路下调至2.25%，房贷利率降为7折，同时大量发行货币。这些政策最终导致了从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虽然我国从2010年四季度开始改变宽松的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但是，2011年后通货膨胀率仍然居高不下。

　　维持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今年要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到第一位的最重要原因。

　　可能有些人会说，现在的中国社会看起来风平浪静，怎么会引发社会动荡呢？从可获得的我国维稳费用来看，现在社会也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风平浪静。2009年中国军费实际开支为4839亿元，维稳开支为4720亿元；而2010年支出预算中，军费、维稳增幅各为7%和9%，分别达到5190亿元、5140亿元。如果2011年预算维持去年增幅，就有可能双双超过6000亿元，而且，维稳预算会超出军费预算。目前，全国各省市已经举行人大会议，从已公开的省级预算报告看，维稳开支预算的增幅多为两位数。

　　如此高额的维稳费用，全部都要依靠财政，这不但妨碍了政府进行基建投资，也同样影响了对贫困人群的财政支持，而一些社会阶层的贫困则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在3月25日国务院召开的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指出，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注意这个极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一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再加上腐败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容易产生叠加效应，就可能影响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当前严峻的维稳形势。可以这么说，现在的社会形势存在一些可燃因素，而高通货膨胀犹如火源，因此，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中国政府打算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说通货膨胀像老虎，放出来就关不进去。实际上，中国经济界对于如何管理通货膨胀有个说法，那就是投资、贷款、货币发行如同一个鸟笼子的三个杆，只要把这三样都收紧了，通货膨胀就可以关到笼子里面了。

　　今年两会，国家也公布了这三个指标的计划指标，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家正在抽紧这个鸟笼子的三个杆。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制定的计划是20%，实际是完成23.8%，而今年的计划只有18%；贷款规模去年加上表外业务的规模应该在10万亿元，而今年计划只有7万亿元，下降三分之一；货币发行，去年的广义货币M2 增速20.8%，今年的增长目标则为16%。

　　从政策目标的制定可以看出，这些措施还并不是非常严厉。这是为了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防止房地产泡沫被刺破，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账，进而导致 1989年日本和2008年美国由于货币紧缩政策的加剧而导致经济突然崩盘。

　　但是，就现在的国际国内状况而言，现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加大，因此国家完全有可能会执行比计划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最近，利比亚开战，导致原油、黄金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日本地震则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现在缅甸也发生了7.2级地震。同时，美国日本等采取持续量化宽松政策，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而国内房租、劳动力成本等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持续不减。

　　就2季度而言，国家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可能会较一季度更加严厉。因此，大家盼望的2季度，也许并不会比1季度更好。

　——十二五城市化对重卡行业未必是利好

　　近来，至少看到两篇公开发表的分析重卡行业的文章中，关于拉动重卡的有利因素，有这样的描述：“由于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47.5%，与‘十二五’末期规划的51.5%存在很大差距，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投资，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还有大量的小乡镇需要城镇化……”

　　针对上述分析，笔者首先的疑问是，上述规划是对重卡行业的利好吗？

　　“大”还是“小”都是相对而言，笔者查阅了一下我国之前的城镇化率，结果发现：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36.2%，到2010年年底，城镇化率为47.5%。这 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13个百分点。而未来十二五规划的平均年增速为0.8个百分点，比前十年间下降了30%。

　　从规划上看，城市化的速度大大放慢了。因此，拉动重卡行业的城市化引擎不是加速，而是减速了。

　　其次，十二五规划每年0.8%的速度，具体实行起来是会比规划快还是慢呢？

　　我国城市化严重超前

　　经过查阅一些研究人员对于城市化的分析资料，笔者的初步判断是，中国的城市化超前了，因此，未来十二五恐怕难以保持0.8%的平均增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城市室主任、教授、博导方创琳认为：“我国现行城市化水平已超前于工业化水平2.49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3.1个百分点，城市化的高指标导致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低，农民市民化与本土化难度大，城市水荒、电荒、地荒、民工荒等日益突出，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问题日益严峻，城市化发展质量难以提升，虚高的城市化使座座城市无一例外地陷入亚健康状态。”

　　《求是》杂志一篇报道称：“如果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城市化程度，即便我们以欧美为标准，当前的城市化也是超前的。2009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为46.6％，人均可支配收入1581美元，而美国 1971年城市化率50%时，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849美元，2009年现值大大超过1万美元，至少是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倍。由是观之，中国当前的城市化不是慢了，而是快了，比美国还快。”

　　中国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去年的一次发言中称：“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不算太超前。”（大家注意，不是不超前，而是不“太”）

　　高速城市化不具有可持续性

　　粮食问题将是城市化加速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一篇《超前的城市化严重威胁中国粮食安全》这样指出：“目前，国际粮食价格指数已经连续第6个月上升，糖、谷物以及油类作物价格飙升，使2010年12月份的粮食价格创历史新高，甚至已经超过2008年引起全世界骚乱的粮食危机的水平，达到1990年以来最高值，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就此发出粮食危机警告。这个警告也应当成为我们过快推进城市化的警醒。”

　　另外，两亿农民工如何市民化也是“十二五”城市化进程中突出的问题。该文还称：“缺少劳动力、缺少耕地、缺少资源，这就是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这种情况必然导致粮食危机超乎大家意料的速度提前到来，如果我们不未雨绸缪的话。大豆生产的危机已经到来了，难道，我们真的要等待粮食危机的到来才认识到过快城市化对我们的威胁吗？而这种威胁不仅是粮食安全的威胁，还可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2010年全年我国进口原油2.39亿吨，同比增长17.5%，全年进口原油共花费1351亿美元，约合1万亿元人民币，对外依存度约为 55%，2009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就首次突破50%的警戒线。2010年中国铁矿石进口比例超过50%，中国所有钢厂为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大矿业巨头打工，损失或逾5000亿元。如果中国的一半粮食需求要进口满足，所需何止万亿。”

　　有媒体认为，在今后5到10年的时间里，城镇化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十二五”时期，一年提高0.8个百分点、一共提高4个百分点的难度很大。

　　因此，仅仅从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为47.5%，“十二五”末期规划要达到51.5%这两个数字，恐怕难以得出城市化对重卡行业是利好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