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生产基地、消费市场均在内地，但在香港上市的整车企业高管年薪远远高于在内地上市的整车企业。华晨中国董事会主席吴小安2010年年薪为1002万元，相当于已上市A股整车企业高管最高年薪的5倍。在巨大的收入悬殊背后，其实是车企间的人才争夺战。

　　一石激起千层浪。上周本报推出A股整车企业高管报道后，汽车企业密切关注。不少车企高层反映，“我们并不是高管年薪最高的整车企业。如果算上香港上市的整车企业的所有高管，内地整车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将被挤出前十名。”

　　业内人士表示，制订更符合市场的激励方案，才有利于A股整车企业发挥员工积极性、提高业绩。吉利汽车推出一系列激励高管的机制后，战略转型初见成效，近年来领跑自主品牌车企。

　　香港上市车企年薪两高

　　即使不考虑股票期权，香港整车上市企业高管年薪诱惑力亦普遍高于A股车企。据记者统计，目前香港市场和A股上市整车企业高管年薪正呈现两高的特征，即绝对收入高、增长幅度高。该数据选取中国已经上市的整车企业、且每家企业仅选取一位有代表性的高管。

　　首先，2010年薪最高的五家车企高管中，香港上市车企高管一举拿下前三名，最低年薪也超过400万元。其中华晨中国董事会主席吴小安，年薪为1002万元；吉利汽车行政总裁桂悦生年薪为846.8万元；比亚迪汽车董事长王传福年薪为401.7万元。A股车企年薪最高的福田汽车总经理王金玉只能排在第四位。

　　其次，香港上市车企高管收入增长幅度领跑。2010年，高管年薪接近翻两倍的上市车企共3家，香港拿下2席，分别为吉利汽车、长城汽车。其中吉利汽车行政总裁桂悦生收入较2009年增长374.66%；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年薪为54.6万元，同比增长233.33%。此外，上市车企高管年薪第一的华晨中国吴小安，同比增长191.98%。而内地国有汽车企业工资涨幅明显较低，上海汽车董事长胡茂元年薪同比增长9.62%；长安汽车总经理张宝林年薪同比增长13.78%。

　　同样的工作强度，在同样的市场生产和销售产品，竞争力亦远远超过H股公司，但为什么A股整车企业薪资比H股低这么多？面对这样的疑问，不少内地车企高管选择了沉默。在他们看来，这是体制决定的，多数车企是地方国有企业，因此大幅提高工资并不容易。

　　激励方案艰难进行

　　在股权激励及其他激励方案上，内地整车上市企业也远远不及H股车企。以吉利汽车为例，对核心高管开出大量股票期权的“金手铐”。其中副总裁、浙江吉利汽车技术中心主任赵福全所获得的期权最多，高达2200万股。原三大咨询公司一位合伙人表示，“2006年，赵福全进入吉利汽车。你看看这几年吉利汽车技术进步有多快？如果能再多留住赵福全几年，技术沉淀将相当惊人。”吉利汽车激励方案留人的手段相当高明，以保证核心高管事业和高薪兼得、公司利润也获得增长。因为吉利汽车在授出期权时规定，“如果承授人仍为集团雇员，那么33%的购股权将于授出日自动归属；余下的67%将于授出日一年后归属。”

　　A股整车企业中，仅江铃汽车出台过相关激励方案，更多车企则仍在艰难进行中，甚或无疾而终。记者获悉，安徽省也曾考虑过在国资体系推出激励方案，江淮汽车一度参与相关准备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搁浅。知情人士透露，“大幅提高工资，在现在体系下有些难。”上海汽车选择了将业绩和收入适当挂钩的激励方案。上海汽车董事长胡茂元称，正在制订的激励方案考虑将员工收入和公司业绩挂钩。“我们定出一个目标，今后超过一定的目标以后，超出部分的利润我们跟员工分成，分成的利润主要用于员工，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劳务工，我们的收入就可以跟绩效挂钩，更进一步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利润。”